观点 | 文化巨构在中国——访Mecanoo建筑师努诺 · 方塔拉

努诺 · 方塔拉 Nuno Fontarra

麦肯诺（Mecanoo）建筑事务所项目建筑师

荷兰建筑事务所Mecanoo在中国承接了数个“文化巨构”类项目——他们作为“外来者”是怎样看待这种特殊的社会/建筑现象的？

本文以建筑师努诺 · 方塔拉参与的深圳龙岗文化中心及高雄卫武营艺术文化中心为例，从城市发展、建筑设计、功能规划、内容运营等多个角度解析了“文化巨构”产出的原因、过程及结果。

采访&撰稿：史佳鑫，徐抒文

访谈全文刊载于《建筑实践》2020年2月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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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：巨型文化中心及文化综合体在中国已成为一种潮流，您认为这种现象是中国特有的吗？

努诺：因为缺乏足够的空间，这种情况在欧洲十分罕见。可以说这种现象非常“亚洲”，尤其非常“中国”。在这里，多数城市都在飞速发展，而这些必需的文化设施此前一直处在缺位状态。于是，当资本进入时，政府就想要一次性建设完成不同功能的文化建筑。

在欧洲，它们通常是慢慢地逐个建成，或是对旧建筑进行改造以满足当代的功能及空间需求。过去二十年在中国完成的建设量，在欧洲几乎花了两百年才达成。

卫武营艺术文化中心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 

© Sytze Boonstra

我不能对全中国下一个定论，或许在上海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，因为上海已经持续建设许多年了。在深圳这个相对新兴的城市，巨构建筑正在盛行——不仅仅是超级设施，还有巨型塔楼，深圳正在规划三四座500m的高层建筑，而欧洲几乎没有这么高的塔楼。亚洲建筑的巨大尺度是十分独特的。

AP：多数文化中心与城市文化有关。作为一名外国建筑师，您如何理解中国的城市文化并将之融入设计当中？

努诺：这的确很难。麦肯诺建筑事务所是一间非常注重文脉的公司，我们希望项目能够充分地整合文化、建筑和当地特质。但这样的做法在成都、上海或苏州这类拥有历史传统的城市更常见。而在深圳，相比于传统元素，政府更希望看到一些欧洲元素。当我们试图让建筑看起来更“中国”时，业主总认为它还不够具有标志性。

龙岗文化中心鸟瞰 © 张超

在麦肯诺建筑事务所，我们想用偏传统的技术和材料来创造属于当代的形式，而当我们试着用多孔砖去实现“传统”意象时，业主说，深圳的居民大多来自于乡村，当他们进入大城市，希望看到的是充满未来感的玻璃或金属建筑。

AP：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其他中国城市吗？

努诺：不，我想这种未来的、华丽的、追求时髦的建筑风格，在很大程度上特属于深圳。在其他地方要看情况——人们通常既希望建筑带有设计师的自我风格，也希望它能与环境产生关系。在高雄，我们设计的建筑形式与气候和公共空间有很大关系，甚至与当地行业相关，比如当地航海业发达，让我们可以用造船的材料和技术去做建筑的外立面。

龙岗文化中心建筑体量关系 © 方健

建筑体量间的走道连通城市空间 © 张超

AP：您也在深圳做了一些城市设计和高层建筑,您在那里做的一切都似乎是巨构形态的。

努诺：对，我们在深圳做了很多与高层建筑和城市规划相关的工作。这个城市布满工地。不仅是我们，深圳建起的一切都是巨型的。深圳和香港不一样。香港地势复杂，一切都在山上，这增加了建造的难度。但在深圳，面对场地的第一件事就是碾平一切，我们有时甚至不用去现场，因为知道周围的环境就像白纸一样。

香港空间有限，一切都是垂直建造的，不同功能的建筑空间有时不得不彼此叠加。而深圳有足够大的空间，却试图模彷香港的建筑形式。有时完全是没必要的，比如把公共空间设置在不同标高，把一个文化中心摞在另一个剧院的顶层。

龙岗文化艺术中心及其周边环境 © 张超

AP：或许可以说，建筑设计本身更受委托人和城市环境的影响，而建筑师在其中的话语权更少？

努诺：正是，当然，它也与项目的运作方式有关。有时，一个公共项目的委托方实际上是个人，同时，整个决策体系也非常复杂，很难真正理清楚各决策方的愿景和需求。

AP：龙岗文化中心的红色外立面也是这样被决定的吗？

努诺：为此我们曾展开过一场浩大的讨论。最初选择红色是因为当时龙岗地区并不发达，周围城市和环境色彩都比较单调，而我们希望建筑能与周边环境形成反差。我们曾尝试使用颜色更丰富、沉稳的铜材而不是铝板，但是政府想要红色。可以说这个决定一半来自于我们，一半来自于城市。

AP：龙岗文化中心包含了艺术馆、青年中心、科学中心和书城——它的功能规划是如何决定的？

努诺：在中国，设计阶段建筑内部的具体功能每周都可能改变。当项目启动时，委托人也不清楚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，需求总是持续变化着。

例如，最初科学中心有一个特定的用户，建筑内部空间都是为其设计的。然而，之后另一个用户接管了这座建筑，所以全部内装都需要重新设计建造。幸好这栋楼能兼容这些改变，看起来也还不错，所以这不算太大的问题。

龙岗文化综合体科技中心 © 张超

青年中心的功能也在不断变化。最初只有一个用户，我们可以控制室内设计，但是后来整个功能都改变了，所有空间都分别出租给彼此无关的公司。内部看起来有点像购物商场，因为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徽标、自己的颜色和自己的内装。

艺术馆的业主是政府，它属于城市，所以它是我们可以决定的。而书城的客户非常了解自己想要什么，我们只做了一些优化。

AP：这种内部功能的不明确必然导致空间的多功能化，您认为这种现象是好是坏？

努诺：对于建筑来说很糟糕，室内空间因此变得混乱；但对于用户就不好说了。只要建筑仍被使用，那就是好事。作为建筑师，我们应当了解这就是它的运营方式，我们必须接受它未来可能的变化，并为此留有余地。

龙岗文化艺术中心公共艺术展厅 © 方健

也正因如此，深圳的建筑才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结构形式，因为不管内部怎样改变，其外像依旧留存。假如我们在室内做了过多细部，用户们再把他们的各样东西加进来，那就更有问题了。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保留建筑空间架构本身，同时它也允许任何事物在其中发生。

清水混凝土、黑色金属和木材构成的室内空间 © 方健

AP：但功能规划和内容运营又是非常重要的。

努诺：对，这在中国是个大问题。城市在不断生长，它需要提供给市民实现多种活动的场所。但大多数时候它们缺乏具体的用户和运营商。一栋楼的成功不在于建筑，而在于人们如何使用它。

作为建筑师，我们只能建造一座符合业主需求的大楼，但对于公共艺术中心来说，它事关城市,人们需要去考虑具体的活动运营。在建筑刚落成时，它或许还能吸引人，但之后就取决于它所提供的活动和项目；同时，这些发生在建筑内的活动也和城市、社会一起发展和变化。

卫武营艺术文化中心概念分析图 © 麦肯诺建筑事务所

卫武营艺术文化中心 © 铉琉工作室

卫武营艺术文化中心榕树广场 © Iwan Baan

一个很大的问题是，有时建筑表面上是文化中心，其实却更像商业中心——它是为公共文化而设计的，但却对外商租。比如说，即使有一所舞蹈学校，那也是需要向公司交租金的私人舞蹈学校。

当然，他们需要盈利，所以总是试图寻找能够支付租金的用户，把它当成购物中心来运营管理。而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某个具体的使用者，而是为了不得不完成的要求。之后再让大公司把建筑空间商业化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运营管理这些空间。

市民在榕树广场下看电影 © 卫武营文化艺术中心

中国许多博物馆都有这种情况——有博物馆，但没有策展人，更多时候，策划是由对其感兴趣的年轻人来完成的，而非政府行为。幸运的是，策展等活动越来越多，建筑也开始运转起来。建造是重要的，但竣工后的运营管理工作同样重要。

在设计初期，卫武营艺术文化中心项目也没有明确的运营者。它的内部活动是逐步打造出来的，业主集合了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和表演家组成一个委员会，经过多次会议，项目的具体功能才逐步明确。

少儿在榕树广场参加绘画工作室 © 卫武营文化艺术中心

我们花了三个月来确定其中的活动，一旦确定后便不再改变它了。而在深圳，每次会议都会遇到新的客户，他们的动机则完全是对商业利益的追逐。在这个有Instagram的时代，“文化”的潮流变化是如此之快，人们今天想做的事情明天就会改变。而客户们总是担心他们卖的东西不够有力，每天都有新的想法。

卫武营的项目中，歌剧院和音乐厅等功能是固定的，而为了适应现当代表演艺术，游戏房和其他元素被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进去，其实最后运作得最好的反而是不在任务书上的那些功能。

人们在树下观赏民间表演 © 麦肯诺建筑事务所

毕竟，歌剧和古典乐只能吸引一小部分人，我们在户外空间做了多种尝试，为大多数人提供一个活动场所，比如一个完全对城市开放的派对场地，它对城市来说是个机会。现在卫武营有专职项目组织的运营方，艺术总监也十分有活力。正因如此，那里才会有更多的能量迸发。

这就是卫武营项目成功的秘密——兼容多种标准之外的活动：有人在屋顶下做瑜伽，有学校来举办素描比赛，有家长带着孩子参加各种工作坊……多种不同于传统戏曲和古典音乐的活动在此处发生。

但正是因为他们来了，便有机会接触到古典音乐，你不会知道这些孩子中的某一个是否会成为舞蹈演员或小提琴手，这里是流行文化和古典文化的交融之处。

音乐厅 © 铉琉工作室

新媒体编辑 / 田毓丰，徐抒文

视觉 / 李贺东方    审校 / 赵莹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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